问题——区域竞争加剧下的发展动能如何重构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产业链分工加速调整、人口与资本等要素流动更趋市场化，部分省份面临“增长极偏弱、带动力不足”的现实约束：一方面，省会或核心城市需要承担更强的集聚功能，承接新产业、新平台、新要素；另一方面，省域内部发展不均衡、产业协同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单靠“一城独大”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梯队；基于此，2026年开年以来，多地密集提出“强省会”“强支点”等部署，既是对现实压力的回应，也是面向“十五五”区域竞争格局的主动布局。 原因——从资源禀赋到政策导向的多重驱动 一是要素竞争倒逼“核心城市先强起来”。对中西部及东北部分地区来说，人才吸引、产业承接、创新平台布局等的竞争更为激烈。省会城市作为政策、资本、科教资源最集中区域，率先做强有利于提升全国要素流动中的“能见度”和“承接力”，从而为全省稳增长、促转型提供支撑。 二是产业升级需要更高能级的都市圈载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度依赖供应链协同与创新网络，单一城市“单打独斗”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集群迭代。以都市圈为组织单元，通过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提高人口与经济密度，正在成为不少地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三是省域均衡发展要求“腰部城市”形成梯队。多中心格局有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增长过度依赖单一城市，同时通过功能分工与产业协作形成更强的整体竞争力。这也是“强支点”理念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影响——“强核”与“多点”并非对立，关键在协同成势 从地方实践看，“强省会”强调做大做强核心城市，但其落脚点正在从“单城扩张”转向“圈群联动”。例如，兰州连续多年在关键会议中部署“强省会”，在经济增速和对全省贡献上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当地推进工业强市的路径更强调与周边城市、资源型城市协作，围绕钢铁、有色、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链互补、园区共建、项目联动来提升整体能级。这表明，省会提升首位度并不必然意味着“虹吸一切”，更需要以合作机制把集聚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 “强支点”上，湖北提出构建以武汉为核心、联动襄阳、宜昌等城市的区域增长极，目标是以更强的综合枢纽、产业组织与创新策源能力带动省域整体跃升。湖北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后，继续需要破解内部发展不均衡、产业协同不足、应用场景挖掘不深等问题，通过更明确的功能分工、产业链协作和公共服务共享，推动“点的突破”转为“面提升”。从实践逻辑看，“强支点”并非削弱核心城市，而是要求核心城市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并通过制度化协作机制提升省域整体效率。 对策——从“口号式加力”转向“体系化推进” 业内人士认为，推动“强省会”或“强支点”取得实效，关键在于把协同发展的“路线图”落实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与项目清单。 其一，完善都市圈一体化的交通与通勤体系。缩短城市间时空距离，才能让产业分工、人才流动、公共服务共享真正发生，形成“同城化”的市场基础。 其二，围绕主导产业构建跨市州的产业链协作机制。推动园区共建、链主企业带动、科技平台共享，避免同质化竞争，把各城市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互补优势。 其三，以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一体化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在户籍、社保、教育、医疗、数据互通等领域加快规则衔接，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为企业跨城布局提供稳定预期。 其四，建立更科学的考核与利益分享机制。对跨区域重大项目、平台建设与生态保护等事项，探索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减少“各自为战”带来的协调摩擦。 前景——“十五五”区域竞合将更看重“组织能力” 面向“十五五”，区域竞争的关键或将从“谁的资源更多”转向“谁的组织效率更高”。“强省会”决定一个省份能否形成足够有力的核心引擎，“强支点”决定一个省份能否形成稳定的增长梯队与协同网络。两者并行不悖，但必须以都市圈、城市群为载体，把产业、人口、创新、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要素系统性耦合起来，才能实现从“强一城”到“强一域”的跃升。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更多地方将把跨区域协同项目作为“新春第一会”等关键部署的落点，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从“一枝独秀”到“多点开花”，中国区域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这场变化不仅关乎增长速度与质量，也反映出发展思路的调整。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局部与整体之间取得更好平衡，将成为检验区域战略成效的重要标准。实践也在说明：协同才能走得更远，共享才能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