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人民币升值怎么看、怎么管，关键于平衡内外部目标。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在波动中呈现结构性走强，市场对升值的讨论再度升温。张春认为，相比二十年前“升值伤出口、影响订单和就业”的直观担忧，如今的评估更应贴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增长动能从投资与外需驱动转向更重视内需与消费，汇率走强带来的购买力提升以及推动结构再平衡的意义更为突出。 原因——经济结构调整与外部环境变化共同抬升汇率议题的重要性。一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增强，部分行业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份额，贸易顺差扩大的现实随之显现。张春指出，今年贸易顺差规模已突破1万亿美元，处于历史罕见高位。另一上，外部对顺差扩大的敏感度上升，一些国家产业与贸易政策上更强调“本土化”“安全性”和“可承受性”。基于此，如何综合运用包括汇率在内的政策工具，推动国际收支更均衡，成为必须直面的议题。 影响——升值的核心利好在“财富效应”与“再平衡效应”，但短期阵痛不容忽视。张春强调，人民币更“值钱”意味着国际购买力增强：同样的人民币可以购买更多海外商品与服务，进口能力提高，居民和国家的实际财富感随之增强。在消费导向增强的阶段，此效应尤为关键：当居民可支配资源增加、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改善，有利于扩大内需、带动服务消费升级，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同时，升值有助于增加进口、降低顺差规模，从而缓和因顺差过高带来的国际摩擦与压力，改善外部预期与国际形象。 但他也指出，汇率走强并非没有代价。升值会抬高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价格，压缩出口企业利润，进而影响订单与用工需求，尤其对利润率较薄、主要依靠价格竞争的企业冲击更直接。需要看到，就业压力并非只由汇率变化引起，技术进步同样在重塑劳动市场。张春认为，机器人与智能化等新技术加速渗透，可能比汇率变化更深刻地影响用工需求与岗位结构。因此讨论汇率对就业的影响时，应避免“单因素归因”，更应从产业升级与劳动者再培训各上统筹施策。 对策——关键于“节奏”和“结构”，以稳预期、稳就业、促转型为导向。张春主张，人民币升值总体利大于弊，但应尽量平缓推进，避免短期大幅升值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压。实践层面，可从三上统筹：其一，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同时加强预期引导，防止单边押注引发顺周期波动；其二，加大对受影响更大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支持，帮助其通过技术改造、品牌建设、产品差异化与市场多元化对冲汇率压力，提升“非价格竞争力”；其三，把扩大内需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作为中长期主线，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供给质量，让汇率带来的购买力提升更有效转化为消费扩张与产业升级动力。 前景——汇率走强可能成为结构升级的“催化剂”，也更考验宏观调控的精细化水平。张春判断，在消费驱动增强、进口需求扩张以及外部平衡诉求上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具备温和走强的条件与现实需求。未来一段时期，汇率走势仍将由经济基本面、政策取向与市场预期共同决定。若能把握节奏，通过“稳”与“进”的协调，让企业在适应中升级、让居民在稳定预期中扩大消费，汇率变化有望更好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与高水平开放。
人民币汇率问题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从单纯关注出口竞争力，到统筹考虑国际购买力提升与全球经贸平衡，该视角转变体现出中国经济迈向更成熟的发展阶段。如何在保持外部平衡的同时推动内部转型，仍将是未来政策制定需要持续推进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