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前外部环境与中美关系走向，罗思义提出一个判断：在未来10至15年内，中美关系的风险点可能更集中、更尖锐，尤其需要关注美方将竞争“安全化、军事化”的趋势。
相关观点引发对中国“十五五”开局阶段外部变量的再思考。
问题：中美关系为何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更具危险性 罗思义认为，中美关系的矛盾并非简单源自意识形态差异，而更多来自综合国力对比变化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因素。
其基本逻辑是：随着中国持续发展、经济体量与科技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将其视作主要竞争对象，进而以“削弱对手能力”为政策导向，增加对抗性工具的使用频率与强度。
在这一框架下，双方发生摩擦的领域可能从经贸延伸至科技、金融、产业链供应链、舆论与安全等多个维度，风险呈现叠加效应。
原因：力量对比变化与美方战略焦虑交织 从经济层面看，罗思义强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额下降，难以再以单一经济优势塑造国际规则与分配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保持相对较高增速，长期累积将带来更显著的规模优势与市场优势。
在其看来，若中长期增长差距持续，经济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会加剧美方“失去主导权”的焦虑。
从安全层面看，罗思义指出，美国仍保持显著军事优势，军费规模与全球投送能力突出，海外基地网络广泛。
在经济手段效果受限、竞争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美方可能更倾向于运用安全与军事工具维持优势地位。
他提出一种风险路径：既可能出现直接对抗的诱因，也可能通过局部冲突、地区紧张态势等方式形成“间接对抗”的压力链条，进而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推向复杂化。
从政策路径看，罗思义还反驳了“美国将主动退守并与世界划线分治”的乐观判断，认为美方全球军事与战略布局决定其不太可能轻易放弃对欧亚地区的深度介入。
其逻辑是，美方可能选择先在与中国友好或合作密切的国家与地区制造压力，削弱相关合作网络，再集中资源对华施压，以获取更大谈判筹码与战略回旋空间。
影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将对中国发展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在其判断框架下，中美关系风险上行将对中国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外部环境波动对宏观预期、投资信心和跨境合作的扰动增多，需更注重经济韧性与政策连续性；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领域可能面临更强外部约束，倒逼自主创新、国产替代与多元化市场布局加速推进；三是周边安全与海上方向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多，要求发展与安全统筹力度进一步提升，避免局部摩擦外溢为系统性风险。
对策：以战略清醒与综合能力建设应对外部压力 罗思义强调，中国并不寻求冲突，更希望在和平环境中集中精力推进发展。
但在外部遏制与潜在安全风险面前，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与系统观念：其一，增强对外部战略意图的研判能力，避免将“必然和平”当作前提假设，防止误判误读带来战略被动；其二，以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期竞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内需与深化改革，提升经济抗压能力与可持续增长动能；其三，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与风险应对机制，提升防范危机、管控冲突、塑造稳定周边环境的能力，在可控范围内降低对抗升级概率；其四，继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在遵循国际规则基础上拓展互利伙伴网络，以多边合作与区域合作对冲单边主义冲击。
前景：关键窗口期更需稳中求进、以实力守护和平 罗思义认为，未来10至15年之所以尤为关键，在于其判断中国在综合实力持续提升的同时，仍处于美方可能产生“战略冒险冲动”的敏感阶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安全能力进一步增强，美方采取极端手段的收益预期或将下降，风险才可能逐步收敛。
基于这一判断，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在于：一方面持续增强自身实力与韧性，另一方面以规则、沟通与危机管控机制降低误判误撞，防止竞争失控。
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转移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需要以清醒的头脑研判形势，以坚定的意志维护核心利益，以务实的行动筑牢安全屏障。
唯有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耐心，才能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发展主动权，为民族复兴赢得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