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与不变”之间承受压力。当前国际形势持续复杂化，地缘冲突外溢、供应链扰动与通胀压力叠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相互交织。此外，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合作机制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部分规则执行与争端解决功能受阻，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如何让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与政策协调中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议题。 原因：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但现行治理架构的代表性与适配性相对滞后。与会嘉宾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是不可逆的趋势，但制度供给与权力结构调整未能同步，容易引发治理失灵与机制僵化。二是外部冲击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约束。能源与供应链受阻、融资环境收紧以及高通胀挤压财政空间，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基础设施投入承压，国际合作若停滞，发展差距可能更扩大。三是多边机制改革推进缓慢，削弱规则权威。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运转受阻等问题降低了规则可预期性，影响市场信心与跨境投资。 影响：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全球南方在全球增长、贸易投资与产业链分工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若其诉求得不到制度性回应，全球治理的摩擦成本将明显提高：一上，经贸规则权威下降可能诱发更多“以邻为壑”的政策选择，贸易摩擦与壁垒抬头将拖累复苏；另一方面，发展融资缺口扩大，减贫与民生改善进程受阻，不利于全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治理体系与现实结构错位加深，可能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危机应对效率下降。 对策：围绕“如何改、由谁推动、从哪里破题”，分论坛形成多项政策指向。 其一，提升全球南方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与制度性话语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认为，全球秩序正经历长期结构性变化，改革应着眼新形势，通过更具包容性的调整，使多边治理更符合21世纪现实。这并非推翻既有秩序，而是避免机制僵化、提升有效性，符合各方长远利益。 其二，维护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方向。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指出，全球南方普遍支持自由贸易、倡导包容性安全，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与霸权做法。现有合作平台为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体系提供基础，应进一步增强协同联动，提高规则与政策协调能力。 其三，把恢复和强化规则执行作为改革突破口。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提出，多边机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是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尤其应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以重建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可预期性。 其四，以区域与机制性合作平台凝聚合力。巴基斯坦前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西表示，在多边机构遭遇单边主义冲击的关键时刻，全球南方应更主动作为，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深化协作，以区域一体化与务实合作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也认为，东盟、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合作实践为更大范围的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与动力。 其五，倡导以共同发展与文明互鉴提升治理改革的正当性与凝聚力。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在动荡环境中更应成为世界文明和谐的促进者、全球增长的贡献者、国际治理规则变革的推动者，携手应对多重赤字叠加挑战。 前景：与会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面临利益协调复杂、议题分歧增多等阻力，但共识正在累积：维护多边主义、推进包容性改革、增强规则权威与执行力，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窗口期，挑战与机遇并存。以博鳌亚洲论坛为代表的区域性平台将在凝聚共识、促进对话、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可以预期，围绕代表性提升、贸易规则修复、发展融资与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全球南方将从“参与者”进一步转向“建设者”，推动形成更平衡、稳定、可预期的治理架构。
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折射出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在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背景下，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也是维护世界长期稳定的现实需要。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更有效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这场关乎未来的变革，需要国际社会以更大智慧与勇气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