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社科院举行了一次发布会，谈到陶寺遗址的时候，他们只说这和“尧都”的契合度最高，并没有直接认定它就是尧都。国家文物局在报告里也写得很清楚：陶寺是黄河中游最早、最完整的都邑性遗址，但“尧都”这个说法还只是一个假说。何驽老师去年也提到过，关于尧都的证据链就差“尧”字这一环没补上。何驽老师还认为，陶寺比二里头要早两百年，比夏朝的建立还早。这个时期虽然没有青铜器鼎出现，但铜铃已经被铸成了97.86%的纯度；夯土里掺石灰让墙变得特别硬，现在敲起来还能听见梆梆响；彩绘所用的矿物颜料如赤铁矿和方解石，都是从几十公里外运来的。这表明陶寺当时已经具备了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和记数的能力。“最早中国”这个词被考古所严格限制使用，他们给它划定了五条硬杠杠：宫城、等级墓、礼器组合、天文设施和书写痕迹——陶寺在这些方面全都踩在线上。而关于尧都的说法，是历史学者拿着《汉书》和《竹书纪年》等文献，通过比对地理、年代和功能得出来的，可惜一直缺乏人名实证。有游客在临汾站在发掘现场时看到了夯土墙还立着，观象台的13道缝也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导游告诉他们说这是4300年前的古人干的活儿。游客盯着那几道缝愣了好久——他们真能靠这个算出夏至吗？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汾河拐弯处的岸边。这里有6500平方米的巨型夯土台立在宫城中央，比很多学校的操场都要大些。一层层叠起的台基一次比一次规整，像是在给后人演示“层层递进”的权力叙事。旁边的墓地也很“分明”：九座大墓里堆满鼍鼓、石磬、玉龙和玉盘；而其余一千多座小墓连陶罐都很难见到。这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而是有人在管理别人，并且管得很稳定。李守奎老师讲过那个朱书扁壶上的字可能是“邑”或者“唐”。陶寺没有出成行的文字，也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和刻有“尧”或“唐”字样的东西。观象台测过节气后发现，圭表影子长度和《周髀算经》里写的“一尺六寸”基本能对上号。朱书扁壶上那个公认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了；旁边那个像“尧”的字虽然有人这么说过，但甲骨文里的“尧”比这晚了一千年多了去了，字形也差得远了去了。何驽老师曾强调过“证据链就差‘尧’字这一环”。有人觉得陶寺不够“热闹”，因为它没出个带名号的青铜器。可是4300年前哪里有青铜器呢？那会儿连甲骨文都没影儿呢。他们用朱砂写字、拿鳄鱼皮蒙鼓、在土台上等日影挪动。只要这些事情都做成了，人就已经站在文明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