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典型”遇到“新考题”。
位于武陵山区的贵州思南县，长期以来在基层医改领域积累了较扎实的基础：较早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相对健全，曾一度成为区域基层医改的样本。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群众健康需求从“看得上病”转向“看得好病、少得病”，原有以医疗服务供给为主的模式面临新的不适配：资源在县域内部协同不足、预防与治疗衔接不畅、慢病管理较为薄弱、部分患者跨区域就医导致医保资金外流等现象逐渐显现。
基层一线感受更为直接：服务压力上升、群众获得感有波动，医疗机构也面临可持续运行的挑战。
原因——体制机制与服务导向的“错位”。
调研显示，问题背后既有治理结构层面的分散，也有激励机制层面的偏差。
一方面，原有两个紧密型医共体以不同牵头医院分片运行，容易出现“各自为政”，在信息共享、学科协作、检查检验互认、人才与设备统筹等方面难以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长期存在边界清晰、协同不足的现象，疾控机构与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在慢病随访、健康教育、风险预警等环节衔接不紧，导致“重治疗、轻预防”的惯性仍未根本扭转。
与此同时，医保支付与绩效分配若过度强调业务量，容易放大“多服务多收益”的冲动，增加不必要检查和过度医疗的风险，使控费提质与群众体验之间形成张力。
影响——资金外流与信任波动叠加，倒逼改革升级。
跨区域就医增加了群众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使本地医保基金支付压力与结构性外流并存，影响县域医疗体系的持续供给能力。
慢病患者管理不到位，会带来并发症风险上升，进而抬高整体医疗费用与家庭负担。
更重要的是，当群众在县域内无法获得连续、便捷、可靠的诊疗与健康管理服务，基层首诊与分级诊疗难以真正落地，信任基础容易被削弱，形成“越不信任越外流、越外流越难提升”的循环。
对策——以“健共体”重塑县域健康治理体系。
针对上述痛点，思南县提出从理念到机制的系统性升级，探索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并于2025年8月正式启动运行。
其突出特征在于不再把改革仅限定于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联动”，而是以全周期健康管理为目标，推动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康复等资源在一个治理框架下统筹配置。
按照当地设计，县人民医院、县民族中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机构以及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纳入统一体系，形成“预防—治疗—康复—管理”闭环：疾控侧重风险预警、预防干预与慢病管理；妇幼侧重妇女儿童健康；中医侧重养生康复与长期调理；综合医院侧重疑难重症救治与技术支撑；基层机构承担日常健康管理、随访与首诊服务，推动更多健康问题在基层“早发现、早干预”。
在运行机制上，思南县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作为牵引点，探索医保资金“总额预付、结余留用”的管理思路，通过费用总控倒逼机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
同时以处方点评等制度为抓手，强化诊疗行为规范，减少不合理用药与过度检查，把控费与质量、绩效与健康管理成效更紧密地挂钩，推动医务人员从“多劳多得”向“优劳多得”转变。
服务方式上，强调“主动发现需求、精准提供服务”，以家庭医生团队为载体提升慢病随访、健康宣教、康复指导的到达率与连续性，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提升响应效率，力求把“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链条延伸为“以居民为中心”的健康服务链条。
前景——从“单点改”走向“系统治”，关键在协同与可持续。
业内人士认为，县域卫生健康改革进入“深水区”，单靠增加投入或调整机构隶属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把医疗、医保、医药与公共卫生协同推进。
思南县的探索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以医保支付为杠杆，推动医疗机构行为转向；以医防融合为主线，提升慢病管理与健康促进能力；以县乡村一体化服务为基础，增强基层承接力与群众黏性。
下一步改革成效的检验，既要看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与群众就医负担是否下降，也要看慢病规范管理率、重点人群健康指标、县域就诊率等公共价值指标能否持续改善。
同时，还需在人才下沉、信息互联互通、分级诊疗流程再造、绩效考核与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持续完善，避免出现“控费挤压服务”或“指标化管理”带来的新问题。
思南县的探索证明，基层医改已进入“健康治理”深水区。
当“减少疾病发生”成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新标尺，这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型，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精进，更考验制度设计的智慧。
在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战略交织的背景下，如何让更多“思南经验”破土生长，将是推动县域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