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籍整理需求增长与人才培养存结构性缺口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包含着历史记忆、思想成果与学术传统。随着古籍保护利用进入系统推进阶段，社会对古籍整理、校勘、检索与数字化加工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古籍底本复杂、版本繁多、异体字与讹脱现象常见，传统整理方式周期长、成本高，对专业训练与长期投入要求较高。，高校有关学科在实践环节、工具化训练与跨学科协同上仍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更多青年学生规范指导下“入门即上手”，成为推动古籍保护利用的一道现实课题。 原因：数字化转型加速呼唤高校组织化参与 近年来，古籍整理从以纸本文献为主逐步转向“纸电并重、数智协同”，数字资源整合、文本校对、版本对勘与知识抽取等环节对技术工具依赖度提升。高校既是古籍研究的重要阵地——也是青年人才的集中地——具备组织动员、课程体系与学术资源等优势。以活动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在统一平台、统一规范与统一培训支持下开展实践，有利于在保证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形成规模化参与，从而把“潜在兴趣”转化为“有效产出”，把“短期活动”转化为“长期能力”。 因此，2026年“我用智能技术校古籍”活动将继续实施，并面向全国高校招募承办单位。该活动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字节跳动公益共同主办。主办方介绍，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吸引全国1450余所高校2万余名大学生参与，整理古籍2万余部，逐步形成连接青年与古籍、技术与传统的实践平台，获得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 影响：以活动为牵引，推动“资源—课程—科研—传播”联动 从人才培养看，规范化的校对、标注、检索与文献整理训练，有助于学生在真实问题中提升文献学素养与数字工具使用能力，促进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实践教学提质增效，并带动更多非相关专业学生以兴趣为入口参与传统文化传播，拓宽学科交叉的可能性。 从学术与公共文化服务看，古籍整理成果的持续积累，将为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公共阅读提供更可用的数字资源供给；在统一流程与质量控制下形成的成果，也有助于提升资源可检索性与可复用性，推动古籍从“可保存”向“可利用、可传播”拓展。 从治理与协同看，高校承办机制能够把分散的学生参与纳入组织化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与操作风险，通过负责人制度、数据反馈与培训体系，提升活动的可持续运行能力。 对策：明确承办职责与支持政策，提升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 据介绍，承办高校需在组织动员、宣传推广、统筹协调与教学融合诸上承担具体职责：一是面向校内学生开展动员，重点覆盖相关专业，同时鼓励对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感兴趣的学生参与；二是通过学校官网、学院平台与新媒体渠道发布活动信息，明确流程与参与方式，扩大活动影响力；三是指定1至2名教师担任负责人，统筹启动、培训、过程协调与数据统计反馈，保障组织有序；四是鼓励与教学计划衔接，将平台工具纳入实践课程或第二课堂，推动古籍数字化训练常态化、体系化。 为提升承办学校获得感与组织效率，项目组将提供相应支持，包括主办方官方认证、统一宣传物料与培训资料，并共享平台学术资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实践提供工具支撑。相关安排旨形成“学校组织—教师指导—学生实践—平台支撑”的闭环，兼顾参与规模与成果质量。 前景：从单点活动走向长效机制，构建古籍数字化人才与资源生态 业内人士认为，面向高校的古籍整理实践如果能继续完善标准规范、质量评估与成果转化路径，将有望从年度活动升级为长效化的实践共同体：一上，推动高校数字人文方向形成更稳定的课程模块与实践基地；另一上，促进古籍资源的持续汇聚与迭代优化，为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坚实的数据底座。随着更多高校加入承办体系，活动覆盖面与专业化水平有望增强，并在古籍保护利用、文化传承传播与青年成长成才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动。
古籍数字化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通过高校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沉睡的典籍得以焕发新生，而年轻一代的广泛参与，将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持久活力。此探索既关乎历史传承，更指向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