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那个饥荒肆虐的年头，马相伯拿着教堂筹集的2000多两银子，把米全买了发给灾民，反倒触怒了教会，被关了禁闭。这让他头一回对“众生苦难”的口号产生了怀疑，觉得信仰可以变得这么脆弱。 马相伯出生那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声还在轰鸣，5岁进私塾的他就对天文着迷。到了12岁，他就考上了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一口气把哲学、神学、数理这些“硬骨头”全都啃下来。等到30岁回国，他已经是教会学校里那个难得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了，李鸿章成了“卖国贼”，连带受牵连的马相伯也没讨到好。他的母亲直接当众呵斥他是“卖国贼”，不久后母亲和弟弟又先后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把他第一次推向了情绪深渊。 1900年8月，马相伯干脆把上海3000多亩田产无偿捐给教会办“中西大学堂”。三年后学校改名“震旦”，于右任等早期革命家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可教会想把它变成神学院，他坚决不干，拍案而起说教育不能沾上宗教私货。师生们集体退学砸招牌后，他在张謇、严复等人的支持下另起炉灶，复旦大学的雏形这才诞生。 李鸿章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缺银子，马相伯就给严复牵线搭桥赴美募款。他扛回了巨额贷款帮助北洋水师，自己也一战成名。可朝廷非但没给他掌声，反而开始猜忌他跟洋人走得太近不可靠。他只能默默收拾东西退回书房去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一边上课一边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1936年“七君子”被捕的时候，他四处奔走营救，把家财都耗尽了去请愿上书。到了1939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已经病倒在床榻上了，还是写了《告全国书》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9年病榻上的马相伯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声音嘶哑地喊出“我叫了100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这个创办了复旦大学的老人晚年只能独居陋室，精神也近乎崩溃。严复、于右任还有李鸿章这些人曾经跟他一起奋斗过。今天走进复旦校园，那座刻着“旦复旦兮”的石碑仿佛还在重复着百年前的回声——“我叫了100年仍要继续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