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战后西欧各国一度陷入严重的美元短缺。据历史档案记载，1947年英国外汇储备仅够维持3周进口需求，法国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2%。因此，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将目光转向非洲——这片拥有石油、铀矿和热带作物等资源的地区。西德虽无海外殖民地，但阿登纳政府很快意识到非洲资源对欧洲复兴的重要性。1951年波恩政府一份秘密报告称：“刚果的铀矿占西方世界供应量的70%，是遏制苏联核威胁的关键。”为此，西德积极支持法国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并在1957年《罗马条约》中推动写入“海外领地联合开发”条款，试图借助欧洲经济共同体搭建一种集体化的殖民资源体系。 然而，局势的发展很快超出欧洲预判。1955年万隆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迅速扩散。1960年“非洲年”里，17个国家相继独立，原比属刚果铀矿控制权易手引发西方不安。德国《世界报》当年6月社论直言：“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冲击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五年资源计划已沦为废纸。” 面对变化，西欧国家采取双轨应对：一上通过“联系国制度”延续与前殖民地的经济关系，1963年《雅温得协定》规定18个新独立国家需优先向欧共体供应原材料；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欧洲一体化，1958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意在降低对非洲铀矿的依赖。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指出：“这只是换了标签的经济殖民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埃米尔·贝努瓦研究显示，1960至1965年间，欧共体对非投资回报率下滑42%，反映出殖民式经济安排难以为继。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地缘格局上——美苏竞相拉拢新兴非洲国家，欧洲由此失去“第三极”的战略回旋空间。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被迫转向本土核能开发，成为殖民时代资源获取模式走向终结的标志之一。
战后西欧将非洲视为缓解美元短缺与原料压力的重要支点，折射出资源、金融与地缘政治相互牵动的现实；而1960年前后的独立浪潮也表明，建立在主权不对等基础上的资源安排难以长期维持；面向未来，国际资源合作的关键不在于“谁控制”，而在于能否在规则与互信中形成长期、可预期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