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亚圣”孟子，这得先把时间倒回两千年，瞧瞧他是怎么从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变成一代宗师的。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个有趣的现象，家里要是断了男丁，剩下孤儿寡母，小孩反而更自律，成才的几率特别高，孟子就是个典型例子。当年孔子走了一百多年后，孟子就在曲阜南边的邹城出生了。小时候没了爹，老妈一个人带着他东搬西挪。为了让儿子上个好学校，她老人家一共搬了三次家，先是住在坟地附近（墓地），后来去了闹市（市井），最后总算选对了好地方——学宫旁边。这种为了孩子教育不惜一切的劲头，比起后来的蔡美儿那真是早了两千年。 不过光有好学区还不够，碰上好老师才是关键。虽然孟子不是直接拜在孔子门下的，但他拜在了孔门再传弟子子思的门下。这位子思可不简单，听说《中庸》那本书就是他写的。更厉害的是，他曾经在鲁穆公面前把君权踩在脚下说：“虽然君权是神授的，但讲起德行来你还是我的学生。”这句话简直把当时的君权秩序给打乱了，“道统”和“政统”这两个体系终于分家了，儒家也就有了双重的权威标准。跟着这样有风骨的老师学习，孟子自然也沾染了一身正气。等到他三十多岁时自立门户收徒讲学，那规模可不得了——门下弟子几百号人，出门坐车都是几十辆，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的孔子。《孟子》这本书更是有意思，既有学生记录的内容，也有他自己写的文章，读起来就像听他在现场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一样。 说到教学方法，孟子可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成君子最大的快乐。他知道启发式的教学比直接灌输更管用，有一句名言叫“引而不发，跃如也”，就是说把弓拉满却不射箭，让学生自己去找出答案。他也明白“好为人师”是人性里的通病，所以常常提醒别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人一条鱼吃，不如教会人家捕鱼的本事。 可惜的是战国时期的诸侯们眼里只有打仗和种地的本事，根本听不进什么“仁义道德”。五十多岁的孟子跑到梁国去见梁惠王和梁襄王这两位国君。梁惠王问他怎么能让国家多赚钱（获利），他直接回怼说“何必谈利？谈仁义就行了”；梁襄王再问怎么能让天下太平（安定），他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理想听起来很美，可现实却很骨感——最后恰恰是用最暴力的法家手段统一了天下。于是孔孟两人就成了“教育界的巨星、政治界的学渣”。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了一鼻子灰，甚至还放话说“如果没人听我的话，我就漂洋过海去隐居”；孟子到了晚年也干脆回家抱学生再也不提当官的事了。儒家真正的好日子还要等到秦二世而亡、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 既然孔子已经搭好了整个儒家的框架结构（框架），那孟子凭什么还能被封为“亚圣”呢？这里面藏着两个重要的理由：一个是心灵秩序上的补充——性善论的完善；另一个是政治秩序上的对抗——王道对抗霸道。孔子讲过“仁”，但没说明白这个“仁”到底是从哪来的；孟子就在这里补了一刀：“人性本善，人都有恻隐之心。”他把道德的根源从“天”拉回到了“人”身上，让普通人也能摸着良心做事。 至于政治方面，孔子虽然说了要“克己复礼”，但没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孟子就给出了一套“仁政”方案：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负担（轻徭薄赋）、根据时节使用民力（使民以时）、减少刑罚和赋税（省刑罚、薄税敛）。用这种王道的方式去对抗霸道的手段，为后世的汉唐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弹药。 不过哪怕在那时候儒学也不怎么受待见。秦始皇靠法家的手段统一了天下却靠儒学来稳固江山；汉武帝只发了一张“独尊儒术”的诏书，孔孟才从边缘走进了庙堂中心。孟子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思想家不怕失败，怕的是不被认真对待。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性善”和“仁政”，其实都在呼吸他留下的空气。接下来两讲我会把《孟子》的七篇文章拆开来讲讲这位“亚圣”是怎么把“人心向善”和“天下归仁”同时装进书包里的——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