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 技术产业制度三大创新成关键支撑

问题:海洋经济体量领先但“强”不足,转型迫眉睫。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大省,广东海洋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前列,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近五分之一,对全省增长贡献度高、带动面广。但也要看到,海洋经济仍存在“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约,传统粗放式开发的边际效益下降,生态保护红线与开发强度的矛盾更加突出,深远海开发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增多,海洋产业链韧性和协同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原因:多重约束叠加,倒逼发展方式转换。一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近岸空间趋紧,生态敏感区保护要求提高,单纯依靠增量扩张难以为继。二是成本与风险约束突出。涉海项目普遍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工程、运维与保险成本上升,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三是技术与标准体系仍需补短板。在深远海养殖装备、海洋工程关键部件、海上风电配套技术与综合利用能力等领域,仍有待突破。四是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仍需加强。广东沿海城市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但在海洋资源要素统筹、陆海联动、港产城融合诸上,仍需要更高水平的整体设计与机制支撑。 影响:向“蓝色空间”要动能,关乎产业升级与区域竞争力。海洋经济不仅是增长点,也是广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其一,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装备制造等领域有望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量,带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其二,深远海开发拓展发展空间,有助于缓解近岸资源瓶颈,推动生产布局从“沿岸集聚”向“深蓝延伸”。其三,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碳汇、岸线修复等制度实践,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经验,提升湾区综合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其四,海洋产业系统性强,能够带动港航物流、金融保险、科研教育等配套升级,形成更强的综合拉动效应。 对策:以“三个创新”形成合力,推动从规模领先迈向质量引领。 一是以科技创新增强源头供给,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驱动轮”。面对深远海复杂环境与高成本约束,需要以科技进步提升开发效率与安全水平。广东日前印发的《广东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将“海洋科技领航行动”置于重要位置,路径清晰:强化海洋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海洋观测预报、深海装备、海洋生态修复等能力;同时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以应用牵引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链条,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机制。 二是以产业创新优化空间布局,发挥产业链协同的“传动轴”作用。广东14座沿海城市产业基础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应坚持差异化定位与优势互补,围绕海上风电、海洋工程装备、海水种业与深远海养殖、现代港航与临港制造等重点方向,做强具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产业集群。更关键的是提升产业链整体效能:推动龙头企业牵引、专精特新企业支撑、上下游协同创新,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跨界融合,探索“风电+制氢+养殖”等立体开发模式,以多业态耦合提升海域利用效率与综合收益,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三是以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打开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海洋经济既要发展,也要可持续,制度供给尤为关键。近年来,广东海湾治理、红树林碳汇交易、岸线管控等上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管海用海机制”,并将内河航运发展纳入统筹,反映了陆海联动、江海联运的系统思维。面向未来,应深入完善海域资源配置和岸线保护利用机制,推进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管理;同时加快补齐涉海金融服务短板。针对涉海项目抵押物不足、回报周期长等特点,推动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更多长期资金、耐心资本进入海洋领域,提升风险分担与定价能力,为海洋产业升级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支持。 前景:深蓝产业将成为新增长极,绿色集约是必由之路。总体来看,广东打造“海上新广东”既有现实基础,也迎来战略窗口期。随着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推进、深远海养殖走向标准化和工业化、海洋装备制造加速高端化,广东有望在更高层级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向海图强”的跃升。但要把“潜力”转化为“实力”,必须坚持绿色、科学、集约的发展路径,把生态保护贯穿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与长期收益能力。同时,强化区域协同和规则对接,推动湾区海洋治理与产业发展同向发力,进一步增强在全国乃至全球海洋经济版图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站在2万亿的新起点上,“海上新广东”建设既是对传统海洋开发模式的升级,也是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具体落地。这场向深蓝进军的进程中——科技创新提供突破方向——制度创新夯实治理支撑,产业协同增强发展动能。当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时,“碧海银滩”将更可持续地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增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借鉴的沿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