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记载中，余程万的名字常与“虎贲之师”的荣誉联系在一起。这位1902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将领，早年经历颇为曲折——从番禺师范转而投身军旅，成为黄埔一期中的优秀学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上高会战中展现指挥能力，率部在下陂桥阵地死守三昼夜，为57师赢得“虎贲”称号该古代对精锐军队的最高褒奖。1943年的常德会战则成为其军旅生涯的高峰。面对日军第116师团围攻，余程万带领八千官兵践行“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在德山要塞失守、外援中断的情况下坚守十二昼夜。巷战中，官兵以血肉之躯抵挡飞机坦克，最终仅83人突围。这场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烈战斗，虽以收复失地告终，却因突围决策引发争议——蒋介石以“违抗固守命令”将其收押，经多方周旋后才获减刑。抗战胜利后，这位战功显著的将领卷入复杂局势。1948年接手云南26军整编任务时，面对士气涣散的部队与不断扩大的游击战，他以往的治军方式已难奏效。1949年卢汉起义期间，他与李弥等将领被软禁并签署通电，这段经历成为其生涯转折点。据档案记载，余程万虽乘专机赴台，却选择携家眷定居香港，折射出对时局的失望。移居香港后，他从军人转为商人，经营米铺、当铺和农场积累资产。1955年8月的一起持械抢劫案终结了他的人生——警方通报称其在九龙住所与人交火中遇害，但遗体上多处冲锋枪弹痕引发外界质疑。有学者认为，此案暴露了流亡将领在香港的安全困境，其死亡真相至今仍存争议。
余程万的生命轨迹从战场硝烟走向异乡枪声——既是个人悲剧——也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的侧影。铭记“虎贲”不只是回望一场血战，更应以史为镜：在民族危亡时凝聚共识，在和平年代珍视制度、公正与法治，让抗战将士的牺牲与坚守，真正转化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理性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