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平民遭遇暴力并被迫卷入战火，未成年人也难幸免。年逾九旬的刘天泉谈起往事仍难平静：“每到夏天，伤疤就会隐隐作痛。”1944年，他16岁，家住江西萍乡县城西侧青泥垇村。刘天泉回忆，日军沿交通线推进，伴随搜捕与掠夺，村民只得上山躲避。6月下旬，他与同村一名12岁少年在山间藏身时被发现并押走。此后，两人被迫充当挑夫，搬运弹药和行李等，长期饥饿，遭殴打，疾病缠身。后来刘天泉在湖南茶陵一带趁机逃离，又被追捕，遭刺刀连刺并被枪击受伤。他在河滩与船篷间辗转多日，靠河水和零星食物维持，逃难途中才获得少量救助。 原因——军事推进与殖民暴力相互叠加，导致对平民的系统性侵害。史料显示，1944年前后，日军为打通交通线、巩固占领并获取补给，在湘赣等地频繁“扫荡”并强制征用。基层村落缺乏自保能力，交通要道附近更易遭搜捕。刘天泉所在村庄临近公路，因而成为日军控制与征用的目标之一。在侵略战争逻辑下，平民被当作可随意驱使的劳力，也被视为潜在“威胁”，从抓捕、强迫劳役到随意殴打甚至屠杀，形成以恐怖维系占领的暴力链条。受害者不止青壮年，儿童与少年同样被裹挟，凸显战争对生命底线的践踏。 影响——个体创伤延续终生，乡村社会也遭到结构性破坏。对刘天泉而言，刺伤与枪伤造成的残疾、季节性疼痛以及长期心理阴影，成为伴随一生的伤痕。对地方社会而言，战时掠夺与强制劳役打断耕作与家庭生计；逃难人潮与沿途死亡景象加剧恐慌；基层互助网络在高压之下被迫收缩。刘天泉回忆，逃亡路上既有同样奔走的难民，也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倒毙路边的惨状。这些经历说明，战争的伤害并不止于前线：普通人的家园、田地和道路，都可能在侵略中变成险地，社会修复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对策——用证言与史证相互印证，补齐记忆链条，推动法理与教育层面的长期工作。一是加强口述史抢救与规范化采集。高龄幸存者逐年减少，应以统一流程录音录像，核验伤情与地点，并与地方档案互证，形成可追溯的史料链。二是强化遗址与档案的保护与利用。对当年交通线沿线发生的抓捕、屠杀、强征等事件，应加大地方志、警备记录、救济文书等资料的整理与公开力度，支持涉及的纪念设施与展陈完善。三是深化青少年历史教育。把个体遭遇放回战争背景与国际法框架中讲清楚，使公众理解侵略战争与反人类暴行的性质，从而形成更稳定的和平共识。四是持续推进史实研究与国际传播，以事实与证据回应否认与歪曲，维护历史记录的严肃性。 前景——让历史记忆转化为守护和平的公共力量。从当事人断续却清晰的叙述可见，侵略战争造成的不只是死亡数字，更改写了无数家庭的命运。随着文献整理、数字化存档和跨地区研究推进，湘赣等地的战时社会史有望获得更完整的拼图。未来，若能将幸存者证言、地方档案、遗址勘察与学术研究系统联动，既能更准确呈现历史，也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更可靠、更有说服力的内容支撑，使“记住”不止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历史自觉。
历史的重量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散。刘天泉身上的伤疤与记忆，是对那段黑暗岁月的直接见证。这样的证言提醒人们——铭记历史不仅是追忆——更是警惕：让社会看清侵略与暴力如何伤及无辜，并在现实中守住和平底线。每一位幸存者的讲述，都是对战争罪行的指认，也是对人性的追问。倾听这些声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把事实保留下来、把教育持续下去、把防止重演的机制建立起来——这正是历史证言更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