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为了传承宋云彬先生的遗志，他的后人把从义拍书画得来的资金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还把这个奖项创办了起来。这事交给中华书局去做秘书处的工作。转眼十年过去了，这个奖的评选制度越来越完善，关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1月7日那天，颁奖典礼在北京开了，现场气氛庄重。这场活动不光是为了把这次的好成果亮出来，还能看出咱们国家保护古籍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规矩了。 当时是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年会跟颁奖一起办的。会场里坐着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这些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还有全国四十多家古籍出版社的代表。专家们仔细地把获奖的名字念了出来，肯定了他们在校对、阐释、出版这些方面下的功夫。拿到奖的人讲话时都说，干这行得“沉下心去钻研”，要靠学术界和出版界大家一起坚持干下去。这次拿奖的书里有《石门文字禅校注》、《王安石文集》和《元典章》，这些书做得很扎实。 还有几位年轻学者写的《春秋穀梁传注》和《清华简〈系年〉辑证》，也能看出年轻人在传统文献方面有真本事。把编辑这个岗位也设成了奖项，这就把编校工作在出版链条里的重要性给突出来了。现在国家搞“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的普查、修复和数字化都做得不错。但是光把书放在库里不行，还得通过高质量的整理出版让它们活过来。 接下来咱们得想办法让老中青学者互相带一带，还要让出版社跟研究机构合作得更紧密点。另外还得试试用数字化技术来做整理工作，让找资料和关联知识变得更方便。只有把老祖宗的治学精神跟现在的规矩结合好，中华典籍才能在今天发出新的光彩。这个奖走的十年路，正好反映了咱们古籍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 看着发黄的书页在学者手里焕发新生，看着千年智慧通过精校的本子传下去，这不仅是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条连着古今的文化长河。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上，对典籍的那份敬畏和坚守，就是咱们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最有力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