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2014年3月，我听说有个叫程勇的人因为卖假药被抓了。不过这事儿最后闹得挺大，检察院后来又撤诉了。陆勇就是程勇的原型，他是个江苏无锡的针织品老板，2002年的时候被查出来得了慢粒白血病。医生给开的救命药是瑞士诺华的格列卫，当时一盒就得23500元，这是他第一年才发现的。每个月都得吃一盒，直接就把他的家底掏空了。到了2004年6月，他在病友群里看到有印度仿制药只要4000元。他买回来自己吃了试试，还拿去当地药监部门做了检验，结果药效跟正版的相似度高达99.9%。同年8月，他就把这个省钱的方子发到了病友群里，结果一下就传开了。 后来陆勇因为帮别人办信用卡买印度药的事儿被抓了。2013年8月他被捕，罪名是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律师后来跟他说过，他自己买药吃根本不算犯罪。 为什么这种药在中国这么贵呢？拿香港和日本比就很明显：香港18000元、日本16000元、美国13600元、韩国9700元，中国内地却要24000元。 这差价背后其实是因为医院拿回扣太严重了。很多医院为了赚钱只给开贵药，不给回扣的医院三个月就得关门。 那为什么印度敢仿制药呢？原来1970年甘地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只保护工艺专利不保护产品专利。这么一来，印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仿制任何专利药。 现在回头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票房破了三亿。它其实是在撕一道旧伤疤。 观众在影院里又是笑又是哭，心里都被这种天价药刺痛了。电影里的程勇用亲身经历把“命”和“钱”这个死结摆到了大家面前。 慢粒白血病患者一年的药费要30万，这对一个中产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当生存成了唯一目标的时候，法律和专利都变得那么遥远而冰冷。 就像那个老妇人对警察哭喊的那样：“谁家能保证不生病？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中国中产最怕家里有人得癌，因为一张血盆大口瞬间就能吞掉所有积蓄。 现实中没有救赎的结局。电影里的程勇最后被“救赎”了——坐牢、赔钱、落泪、忏悔，最后笑着走出法庭。 但现实里的癌症患者还在黑市、海外和朋友圈里找下一盒救命药呢。 他们没有光环没有镜头没有反转剧情，只有药瓶上的倒计时和越来越贵的账单。 法律和市场之间需要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活下去的中间地带——这既是《我不是药神》的拷问，也是中国医疗改革必须回答的难题。 诺华公司从1997年到2011年研发新药花了836亿美元，但一共才获批了21个新药。 平均每款新药就要4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这么高昂的风险应该由全社会来承担，而不是让单个患者来买单。 如果大家都去买便宜的仿制药，“谁还愿意投身新药研发？”——这也成了支持仿制药的人最无奈的拷问。 2004年6月陆勇第一次看到印度仿制药只要4000元；2014年3月他取保候审；2013年8月他因为办信用卡被捕；2002年他确诊白血病；2004年8月他把药方发到病友群；1970年印度通过了相关法律；2011年诺华的研发支出数据出来；2013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 还有关于其他国家价格的例子：美国13600元、日本16000元、香港18000元、韩国9700元。 另外提到了中国内地的价格是24000元；一年的药费是30万；每月要吃一盒格列卫；还有21个新药获批的信息；每个月一盒的花费是23500元；每款新药平均4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全球的价格地图涉及了五个国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