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统节庆如何更好延续“看得见、听得懂”的文化记忆？花灯、灯谜之外，古人节日里常见的“百戏”曾是最具人气的公共娱乐。今天，公众对百戏的具体样貌、演出结构与社会功能仍存在认知断层，亟须借助可靠的考古与馆藏实物加以还原与阐释。 原因——来自济南的一件西汉文物提供了直观答案。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1969年出土于济南无影山南坡。该器以长67.5厘米、宽47.5厘米的长方形陶盘为“舞台”，盘面上21个陶俑错落成阵，形成表演者、乐队与观众三位一体的“微型剧场”。中央7人承担演出：四名杂技俑以倒立、反弓等高难度姿态展示力量与柔韧，既见“拿大顶”一类技巧，也呈现近似“叼花”的地面柔术；两名舞俑长袖舒展、折腰回旋，反映汉代长袖舞以“翘袖折腰”为要义的审美追求；队列前方一名朱袍俑昂首扬臂，似歌似诵，强化了表演叙事与现场节奏。其后7人构成“乐团”：吹笙、鼓瑟、击鼓、敲编钟、击磬、击建鼓等多种乐器并置，说明当时伴奏编制已相对成熟。两侧另有7名观赏俑列坐凝视，强调节庆表演的公共属性与参与氛围。专家指出，该组陶俑以简练线条与夸张动态传神写意，体现汉代陶塑重“意”不拘“形”的艺术取向，也为认识汉代城市生活、礼乐传统与娱乐风尚提供了可信证据。 影响——从一方陶盘可窥见“百戏”之盛。史籍记载显示，百戏并非单一节目，而是杂技、歌舞、角抵、武艺、马戏乃至蹴鞠等多种技艺的汇聚。汉代社会经济发展与都城文化繁荣，推动百戏走向高峰。《史记》《汉书》等文献多次提及宫廷与都市举行大型演出、观者云集的景象。至东汉，百戏更深度嵌入节日娱乐结构，张衡《西京赋》对力士举鼎、缘竿、走索、抛接等惊险项目的描写，折射出当时“力与美”并重的审美趣味。其后，唐代教坊与宫廷散乐扩展了百戏规模与组织形态；宋元时期瓦舍勾栏兴起，民间演出走向常态化；明清之际，表演趋于小型化与类型多元，民间结社“走会”延续节令巡演传统。由此可见，百戏既是娱乐形式，也是社会组织、城市生活与审美变迁的综合镜像。 对策——如何让文物“开口说话”，让传统“可感可及”？业内建议从三上发力：一是强化文物保护与研究阐释，围绕俑群结构、彩绘工艺、乐器制度、动作谱系等开展跨学科研究，形成可被公众理解的学术表达；二是提升展示传播能力，通过专题展览、教育课程、数字化采集与沉浸式导览，将“百戏”从静态器物转化为可理解的文化场景；三是推动文旅融合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在元宵、春节等节点，结合地方戏曲、杂技、舞蹈等资源开展创作转化与普及活动，建立从馆藏研究到社会传播的闭环。 前景——齐鲁文化的文艺传统何以绵延不绝？从齐地都城临淄“吹竽鼓瑟、蹴鞠斗鸡”等史料描述可见，山东自古商业活跃、城市密集、民间社交与礼乐传统并重，形成开放务实、崇尚技艺的社会土壤。济南出土的西汉俑群，正是这种文化气质的早期物证。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与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文物所承载的生活史、艺术史与地方史将更深度进入大众视野。未来，在规范保护前提下，通过系统研究、创新表达与场景化传播，“百戏”所代表的传统艺术基因有望转化为当代审美资源，助推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与高质量文旅发展。
从西汉陶俑到现代舞台，百戏艺术跨越两千年的传承发展，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变迁，更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深入挖掘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具有特殊意义。正如这件彩绘乐舞杂技俑所启示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