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5年明宣德年间就开始建造的石像生里，那些巨型石骆驼原本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严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清朝国力衰败，这些石像生就被附近的村民牵着驮满杂草的毛驴拉来拉去，这里也就成了他们放牧打柴的地方。相比之下，1909年托马斯·张伯林在四川拍下的母女二人就要悲惨得多。母亲身上的补丁叠补丁，孩子更是赤脚露趾，他们衣着破旧的样子反映了晚清底层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照片中大片种植的白色花朵很可能是某种草药，当年大量良田都被用来种药材以换取生计。 同一年，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在上海用镜头记录了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她一手抱着扫帚一手提着竹篮，疲惫的神情和变形的鞋子透露出生活的不易。为了满足西方市场对“中国风情”的猎奇需求，摄影师常会雇佣底层民众来摆拍这些画面。相比之下，家境殷实的北京家庭就能拍下时髦的全家福了。那个年代拍照需要四两银子，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一桌酒席的价钱。画面中的妻子梳着精致的头饰、丈夫穿着长衫马褂、幼子坐在特制的儿童椅上接受镜头的注视，这种模样只有少数能接触西方舶来品的社会上层才能拥有。 除了这些衣不蔽体的可怜人，还有一群穿着藏传佛教僧袍的“僧俗四人”在北京雍和宫合影留念。左侧三人的长袍瓜皮帽是典型的旗人打扮，右侧一人的身份应该是雍和宫的喇嘛。这些活跃在市井中的钱商（也叫“钱串子”）才是真正为生计奔波的人。他们肩扛的是用绳子串起的铜钱吊子，每串约有1000文称为“一吊”。虽然看上去和大量钱财相伴，实则他们只是通过兑换银两和铜钱赚取差价的人，那些钱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利润微薄，只能靠频繁的小额交易和对银钱比价的敏锐判断来维持生计。 当年从蒙古草原来到北京贩鹰的商贩同样奔波在辛苦的路上。他们用扁担挑着数十只被固定在鹰架上的猎鹰，身后是简陋的土坯房和柴草堆。这些蒙古来的猛禽原本是用来折抵赋税的贡品，但随着八旗子弟奢靡之风盛行，对猎鹰的需求大增。蒙古的鹰贩子便通过张家口等关口将货物运到北京，在东四牌楼等地的鹰市出售。其中最名贵的海东青一只甚至能抵得上数十两白银的赋税。 到了清末民初，这组尘封百年的老照片里没有宫廷的繁华滤镜也没有文人的刻意美化。一刀剖开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最真实的市井众生相，每一张都直击人心颠覆认知。这些照片有在北京雍和宫拍的、有在四川拍的、有在上海拍的、有在北京明十三陵神道旁拍的……它们共同拼凑出了1909年中国晚清末年风雨飘摇的岁月以及那个时代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这些照片大多是由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或商人拍摄的，它们用镜头记录下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