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一位67岁的美国总统躺在维农山庄的病床上，气息奄奄。两位医生把他死死按在手术台上，用刀接连4次割开他的喉咙，放出几盆鲜血。医生们还认为放的不够。华盛顿知道自己在死，但他依然配合治疗，拒绝惊慌。医生们给华盛顿放血超过1200毫升，相当于一个成年人身体中五分之一的血液。他们还嫌不够，又提出用西班牙蝇制造水泡。后来医生George Brown割开华盛顿的血管，取出更多血液。Craik和Brown还加了一次放血。华盛顿因为失血、高烧和窒息而逐渐衰弱。年轻医生Elisha Dick提出切开气管的建议被拒绝，医生们怕弄脏、怕失败，还怕“破坏尸体尊严”。最终给华盛顿下泻剂和催吐药，病情加重。 华盛顿在死前处理遗产和遗嘱，要求三天后才下葬，以防误判死亡。他没有哭也没有求饶，直到呼吸停止。尸体埋葬在他自己挑选的墓园里。这个国家没有为他举行国葬和大典，而是简单肃穆地举行了葬礼。 当时的医学界承认放血是致命因素，这种治疗方式早已被淘汰。气管切开术在现代是最基本的急救操作。华盛顿是被无效医学治死的，这场死亡给美国社会留下极大冲击和反思。医生不能因为怕手术而回避救命机会。华盛顿用生命告诉后人科学必须发展，经验不能固守，人命也不是医生声望的附属品。 他曾是开国之父和领袖，但他不是死于战场或政敌暗算，而是死在手术台上放出的鲜血中。这个悲剧警示后人要重视科学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跟进。直到三十多年后，他的遗体才从老墓迁入大理石新棺成为朝圣之地。墓碑下沉睡的不仅是一位领袖，更是一场失败医疗的牺牲者。他的勇气未改，但面对无知他无法胜利。这是历史的讽刺和后人该记住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