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男性因素不育长期被视作影响生育的重要变量。业内普遍认为，母体年龄是胚胎非整倍体和妊娠失败的首要因素，但临床实践显示，男性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涉及的问题约占寻求生育治疗夫妇病因的四成。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绕过受精障碍后显著提高了重度男性不育人群的受精机会，但“精子参数严重受损是否会增加胚胎非整倍体风险、进而影响活产”仍是争议焦点。部分指南基于潜在风险提出在严重男性不育情形下可考虑实施PGT-A，但证据层级和适用边界仍需更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 原因——以自体卵子开展研究时，女方年龄、卵巢储备及促排方案等因素高度交织，难以精准区分父源与母源对胚胎染色体异常的相对贡献。为降低“女性端变量”的干扰，研究者选取供卵模型：卵子来源更稳定、年龄因素影响相对可控，从而更接近回答“单一的精子浓度下降会带来多大遗传学与结局改变”的核心问题。 影响——研究整合2017年1月至2023年12月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多家生殖诊疗机构（IVI网络）数据，共纳入690对夫妇，均采用新鲜精液样本进行ICSI，供卵可为新鲜或冷冻来源；所有发育至囊胚阶段的胚胎均接受PGT-A检测，随后进行单枚整倍体囊胚解冻移植，以降低胚胎染色体差异对结局判断的干扰。研究按ICSI当日精子浓度分组：严重少精子症（<5×10⁶/ml）、中度少精子症（5—16×10⁶/ml）及正常对照（≥16×10⁶/ml），并对受精率、囊胚形成率、整倍体率，以及着床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相关指标、活产率与累积活产率等进行综合评估。 研究提示，在供卵与单整倍体囊胚移植这个“控制条件”下，不同精子浓度组在妊娠及活产等关键临床终点上的差异总体不显著，意味着单纯以精子浓度衡量的“少精子”并不必然转化为更高的胚胎非整倍体或更差的最终妊娠结局。另外，研究也提示精液参数不佳可能更多体现在实验室环节的效率差异上，例如受精与胚胎发育过程对精子质量更为敏感，进而影响可供选择的可用胚胎数量和治疗周期的时间成本。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发现有助于将临床关注点从“是否一定导致非整倍体增加”深入转向“如何减少受精失败、提高可用胚胎供给与周期效率”。 对策——专家建议，面对严重少精子症患者，应在完善男科评估基础上实施更精细的风险分层：一是排除明确的染色体或遗传学异常（包括与无精子症相关的Y染色体特定区域微缺失等），避免将可预警的遗传风险简单归因于“精子少”；二是除常规精液分析外，关注更能反映精子功能状态的指标，如精子DNA完整性、氧化应激相关因素、合并炎症或代谢问题等，以便在ICSI前后进行针对性干预；三是对是否实施PGT-A，应结合女方年龄与胚胎可获得数量、既往流产史、反复种植失败史等综合决策，避免将“精子浓度低”简单等同于“必须PGT-A”的单一指征。对于实验室端，则需在取精、处理、ICSI操作与培养管理等环节加强质量控制，降低受精失败风险并提升可用囊胚产出。 前景——随着多中心数据积累与检测技术进步，男性因素不育的评估正从“数量指标”走向“质量与机制指标”。业界预计，未来相关研究将进一步比较不同严重程度少精子症在精子DNA损伤、表观遗传改变及胚胎早期发育动力学上的差异，并探索更具成本效益的个体化路径：对部分人群优先改善生活方式、控制炎症与氧化应激，对另一些高风险人群则通过遗传学检测与严谨的实验室管理降低不良结局概率，从而在提高成功率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临床和公众：辅助生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最终结果，过程中的效率与风险同样关键。通过更细致的评估、更精准的决策，才能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帮助更多家庭实现生育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