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叶的英格兰陷入王权危机。1422年，年仅九个月的亨利六世继位，其父亨利五世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猝然离世，留下由贝德福德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组成的双摄政体系。历史学者指出，该安排原是过渡之策，但在1435年后两位摄政相继去世后，权力真空逐步演变为制度性隐患。 软弱君主与强势王后的权力格局，成为动荡的引线。亨利六世虽创办伊顿公学等教育机构，但其遗传性精神疾病与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难以应对1447年后愈发突出的财政腐败与军事失利。自法国战场归来的萨福克公爵把持朝政，引发民怨；王后玛格丽特·安茹与萨默塞特公爵结成的“后党”，更激化与约克公爵理查之间的矛盾。 1453年成为转折点。亨利六世突发精神崩溃期间，约克公爵以护国公身份主政；但国王次年恢复后权力再度回摆，反复拉扯最终导向1455年5月21日的圣奥尔本斯战役。约克家族率约7000人的军队发动战术突袭，击溃王室部队，萨默塞特公爵战死、亨利六世被俘，标志着王位争议开始以武力解决。 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封建继承制度的结构性矛盾。金雀花王朝自爱德华三世以来奉行“长子继承优先于能力”的原则，使军事才能更突出的约克支系长期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剑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艾玛·斯通指出：“当法律渠道无法弥合继承顺位与实际军事实力之间的落差时，暴力就会成为最后的裁决方式。” 战争的影响也远不止王朝更替。持续三十年的内战造成英格兰贵族阶层近半数伤亡，并在客观上推动都铎王朝开展更集中的统治改革。有一点是，英国议会制度的早期形态，也在这一时期通过《调解法案》等应对危机的机制逐步发展。
玫瑰战争的爆发，表面是王位之争，深层则是权力交接机制失灵、政治信任崩解与外部压力叠加的结果。当国家缺乏稳定、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来处理继承与执政权分配，个人能力的波动与派系的短视就容易把矛盾推向暴力。回望该历史转折点，其启示在于：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往往比一时的权谋胜负更能决定国家兴衰与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