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1999年的2月15日，于连在《红与黑》的中文译本里终于等到了他的“死不瞑目”。那位叫赵瑞蕻的老先生，在病榻上含着泪把旧译本里那个让他放不下的地方给改了，把主人公的“想要幸福”换成了“想要被尊重”，“爱过”改成了“爱着”。这可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啊，1999年初他都快写完了，结果只留下了这十五章遗稿。这事儿要是搁到现在，大家肯定觉得不可思议。想想看，赵瑞蕻是在1999年2月15日那天走的，他女儿赵蘅后来发现，他在牛皮纸袋上用红笔写的那四个字，力透纸背。唐建清教授后来帮忙收拾了这堆东西。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赵瑞蕻就已经和这本书打过交道了。早在二十世纪那阵子，战火纷飞的时候，他就把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给译出来了。那个时候他可真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努力，给咱们中国读者推开了一扇门。不过他这人不喜欢故步自封，随着年纪大了学养深了，他就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译笔。许钧后来回忆说，老先生那时候跟他聊天，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年轻那会儿太注重辞藻华丽了，没把握住原著那种简洁冷峻的味道。 赵瑞蕻觉得这是种耻辱。他写文章的时候说过，重读旧译本让他心里很不安，觉得自己要是把名著译坏了就是件很可悲的事。这种追求完美的劲头让人感动。你说这放在现在这浮躁的世道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种精神跟咱们现在的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个年代的中国翻译界还在摸索阶段呢，观念、风格跟现在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赵瑞蕻晚年的重译工作其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化。他坚持要把这本书重新翻出来，弄了几百条注释、新版序还有专门的解说，想着给读者提供一个更通透的版本。赵蘅说她爸爸为了这事儿没少下功夫，每天都要翻来覆去地比对多种语言的版本。 到了1999年年初那会儿，老人家在重译最后一章的时候动了感情。他把一处关键错误给修正了：把于连临终的诉求从“想要幸福”改回了“想要被尊重”，还把人物独白的情感基调调整了一下。这一字一句的推敲简直就是艺术活啊。 赵瑞蕻晚年的翻译观也变得很明确了。他主张翻译要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精神内核，反对那种脱离文本的炫技和浮夸的文风。他觉得应该用朴素精准的语言去传达原作里复杂的人物心理和社会批判力度。 除了自己译得好，他还挺鼓励别人多搞几个译本出来。他觉得不同译者的创造性劳动能从多个角度照亮原著的精神。赵蘅也说过她爸爸总是很认真地研读别人的译本并留下批注。 可惜天不假年啊。1999年2月15日那天中午过后不久（没错就是2月15日），赵瑞蕻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那时候他的助手唐建清教授还在帮着弄那剩下的十五章呢。后来唐建清发现了包裹着这些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有四个字：“死不瞑目”。 这四个字写得那叫一个深啊！ 它不光是老先生个人遗憾的宣泄，更是他对未竟事业的牵挂和对翻译理想至死不渝的追求。 这份遗志现在已经成了激励后辈的精神动力了。 你看赵瑞蕻从首创首译一直到晚年的重译反思，这一路走来多不容易啊！ 这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翻译精神史嘛！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翻译就是译者跟作者、跟文本、跟时代、跟自己不断对话的求真之旅啊！ 经典之所以能永恒就是因为一代代译者在“信达雅”上接力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嘛！ 赵瑞蕻先生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译稿啊！ 那是一座关于学术诚信、艺术勇气和文化担当的精神丰碑！ 它永远照亮着中法文学交流和人类文明互鉴的路啊！